王成兵博克

(到昨天晚上为止,一直忙着研究所博士答辩，答辩是研究生一辈子的大事,总想少出差错,也只有把很多事情完全放了。外面的信息也没有注意。今天中午，到李红教授博克上看看，见到美国哲学家罗蒂去世的消息。早知道罗蒂生了重病（安乐哲教授和HICKMAN来我们学院的时候，我也侧面问过），也知道按照当今的医疗水平,他的病很难很难治愈，但是，看到他病逝的消息还是很震惊。下午,本想办写一段日记表达对这位哲人和世界文化名人的怀念。刚写了几句，忙着接待一位中山大学的学者。晚上,主持MAGNELL教授的讲座,回到家精疲力竭。打算明天找时间继续写。晚上1点多,研究生王鹏给我短信,问我是不是悲伤。当然悲伤。到电脑跟前,把白天开头的日记写完)

与罗蒂教授没有很深的交往,只有几次简单的接触,因此,形成的印象不一定准确:

1、不太会呼悠的大学者。95年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一是因为它在纽约，我有很多同学在那里，可以得到他们的照顾，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的想像中，作为杜威工作过的地方,那里的学者们对杜威研究一定很多。可到那里发现,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杜威，我的指导教师ISSAC lEVI教授也告诉我，实用主义已经属于古典之列了。我于是有点郁闷和不理解。到那里一个星期左右，偶然看到一个学术报告的海报，报告人是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罗蒂(当时他好像在佛吉尼亚大学任教)。出席的听众并不很多(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名人的学术报告确实反差很大)，他的报告几乎是照稿子读,但是讨论很热烈( 04年，在北京见到他，我还提起95年的报告。我个人觉得，那个报告对我影响很大：他的报告中一如既往地褒扬杜威，或许使得我对杜威的哲学有很大的兴趣。)。由于语言没有过关，我听不太懂太多具体的东西，感觉上是很多发言的教授都不赞同他的观点,很多人在批评他。这一点也让我很惊讶。当时的一个印象是,他不太愿意表达,也不像国内很多大专家那样妙语连珠、滔滔不绝、调侃不断。后来与他接触，感到他确实属于不怎么爱说话（甚至比较害羞）的学者。2004年7月2日，罗蒂教授在我们学院做了一次演讲。我帮助领导做了具体接待工作，与他有了一些更多的交往。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应当是他在北京所有演讲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也是反向很热烈的。对比他在那次在纽约的演讲，在北京的演讲可以算是很轰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后来几次在邮件中提到，记得在师大的演讲）。我记得，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应当如何；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故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中国变化很大，钱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我的感觉中，罗蒂教授在师大的活动就是一次最简单的学术交流。在师大，学校给他授予了客座教授。但是，没有横幅（只是用PPT做了一个介绍），没有鲜花，没有讲课费，也没有专门的礼物（在去接他之前，我到学校礼品店自费买了两块带学校标志的手表，仪式的时候送给罗蒂教授和担任翻译的黄勇教授），整个活动，学院没有花费一分钱，中午简单的自助餐。他也自始至终很高兴,以学术为乐.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当时是学期结束，事情太多，我又不会当领导，不知道如何动员和命令别人去做事，自己疲于奔命，实在没有精力去操办；另外，很不情愿去找领导申请经费。然而，我的感觉是，罗蒂是一个很NICE的教授，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派教授脾气的学者。

2、很大的、也许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有一个计划：做一个与杜威有关的东西。2006年初，终于把想法落实，动手编写了一个文集。我请罗蒂教授给这个文集写一个序言，黄勇教授也帮忙做了沟通。他让我把所有拟选用的文章的目录寄给他，答应在阅读那些文章后给我的这个文集专门写一个文章或序言。他甚至帮助我联系了一个基金会来解决出版费用问题。然而，到了06年6月初，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恐怕不得不修改自己曾经的承诺，只能写一个短序言，因为他的健康变得很糟糕。到了9月底，他告诉我，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进行写作。对此，我一方面感到很能够理解，但是同时感到非常的遗憾。在文集送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夕,我与刘孝廷教授谈起这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刘教授建议我,可以请罗蒂教授允许把他在师大的演讲稿作为文集的代序，我于是在5月1日长假期间给他写了一个邮件，与他商量代序言的事情。我查看了一下电子邮件,07年5月5日,我接到了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关于序言的电子邮件（Dear Wang Chengbing,It's OK with me if you use the lecture I gave at your university as a preface.I appreciate, and am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work you are doing to bring my work to the attention of my Chinese colleagues
With good wishes
Richard Rorty）。在接到他的回信之后，我于 5月8日把稿子交给出版社排版。非常感谢罗蒂教授的帮助。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之后，除了伤感,也很有内疚感：如果不是把稿子放在我手里将近一年没有修改好，如果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稿子一拖再拖，这个东西早就应当出来了，那样，至少我内心中会觉得给这位对我工作很多支持的老人一个交代。我好几次对他说，这个东西的第一卷很快就要出来了，但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和杂事缠身，使得这个工作一再拖延。

      记得在他的邮件中,他曾经提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对此,我很敏感,因为,至少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是与"用"永远有关的。                          

                                    罗蒂教授安息。

                                                          (2007年6月12日早3点)

                                      （与学院学生在一起）

                              （与学院部分教师在一起）

                          (学校领导出席聘任罗蒂教授担任客座教授仪式)

                                     (报告会)

                        (与韩震教授和黄勇教授在一起) 

   附:梁嘉殷同学写的一篇关于罗蒂教授演讲的文章,文章收入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杜威》（卷一）

对“叙事的”哲学的叙事

——罗蒂北京师范大学演讲与交流纪要

梁嘉殷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学者，但在他的身上却表现出一种远离美国主流哲学的独特气质，他为美国的哲学传统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2004年7月2日，罗蒂于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题为“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的演讲并与现场师生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他本人的创造性气质及其哲学的轻松风格，为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蒂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宽容的审视，在就“分析的”和“叙事的”两种哲学的主要区分展开论述的同时，他认为，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间以往明显的对立局面正在被新一轮的积极对话所打破，它们之间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是会被消除的。他反对哲学在文化中的传统的基础性地位，主张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来谈论哲学，他的哲学风格以一种对于哲学新语境的启蒙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演讲一开始，罗蒂很认真地说到，有必要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里哲学系的地位做一番了解：哲学系并不是一个政治思想或社会思想的中心，政治思考和社会理论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政治科学、国际关系、法律等院系来关注和讨论的。因此，他强调自己将要论述的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可以归为一个“哲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非“社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他介绍到，分析哲学家集中分布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但最近几年，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也有一些受到关注的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有时也被称作大陆哲学)的分裂集中体现于两类哲学家之间：一类哲学家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视为哲学的典范，认为我们应该一次只解决一个很小的技术性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可能对思想史不很了解但却能做出一流哲学；而另一类哲学家则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关注事物本身，而是要持有一种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在他们眼中，罗素的理论无法在重要性方面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抑或与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历史”相提并论。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为基础、经由弗雷格发展而成的符号逻辑，至今仍被大多数英美分析哲学家视为考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哲学资格的必要因素；而许多大陆非分析哲学家把这种知识视为可选择的，即使你没有读过罗素的著作，也没有人会责怪你，但是，你必须读过或至少假装读过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著作。

罗蒂分析到，以罗素、弗雷格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想要通过找到当下直觉中的明确关系来清楚地把握事物；然而，以黑格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非分析哲学家（亦即他所谓的“叙事哲学家”），对与常识或日常语言建立联系并不关心，他们希望能够改变的，不仅是你的直觉，还包括关于你自己是谁的意识，以及你认为要思考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看法。因此，在阅读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著作时，如果采用分析哲学家的方法不断追问句子的真假，就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只有真正进入到叙述故事的回转中，实现一种自我形象的转变，你才会感到被给予了一种全新的、充满希望的言说方式。在分析哲学家看来，非分析哲学家的语汇总是含糊不清而需要澄清意义；而在非分析哲学家看来，只有人的存在、精神或意识的本质等等，才是重大的议题，而分析哲学家所做的仅仅是些吹毛求疵的工作。分析哲学家有时把非分析哲学家描述为“不是真正在做哲学”的人，而非分析哲学家则把分析哲学家说成“一旦迈出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就会感到不安全的胆小鬼”，这种相互的贬讽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十年。

同时，罗蒂也指出，在看待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时，除了明显的区别外，确实存在着某一共通的能使这两种传统同样被称作哲学的东西——它们都在试图回答柏拉图首先明确提出的问题，即：是什么使人类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存在物？我们应如何将这种独特性正当地表述出来？在柏拉图那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可以透过表象认识实在，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表象与实在的区分。罗素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回答都不够精确，因为没有人注意到语言是人类认识实在的中介，而他的著作正是要从语言这一角度做出回答。分析哲学家基本上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而认真对待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非分析哲学家更喜欢尼采给出的完全不同的答案。尼采认为，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我们有能力通过自我改造创造出新的自我，而非能够真正认识到自我和宇宙的本来面目。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对于表象和实在的区分是没有用的，并没有哪一种描述能够真正比另一种描述更接近地表述实在，问题仅仅是：哪一种描述方式能够赋予你更强大的力量以及为你所需的能力？大多数追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当代哲学家，都与尼采一样对于表象和实在的区分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们看重如尼采所说的人类有能力不断改造自我，从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形象。

罗蒂论述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历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不断进行重新描述的过程。以这种阅读黑格尔著作的方式继续阅读海德格尔著作时，你会把海德格尔视为在关于“是什么使人类独特于其他动物”的问题上第一个调解了柏拉图和尼采之间的意见冲突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后期著作讲述了西方思想家如何以希望获得自我认识为始、以希望实现自我创造为终的故事。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那样的叙事者，并不关注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是什么，而是关注西方人的过去至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使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我们具有独特性？与此相反，分析哲学家认为，无所谓是对古代人还是现代人而言，亦无所谓是对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而言，对于自我的描述应该是一种一般性的描述。叙事哲学家把“不分何时何地的我们共同具有什么”的问题替换为“我们与我们的祖先有何不同以及我们的后代将可能如何不同于我们”这样的问题。

罗蒂进一步阐明，对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而言，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去把握人在宇宙中本质的、永恒不变的位置，而是要使人类的历史在不断的语境化中被重新解释。他指出，以上谈到的对于思考而言什么才是重要的不同观点的区分，也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也将“叙事的哲学”称作“解释的哲学”的原因——“解释的”一词象征着一种兴趣的转变，从什么是一劳永逸的转变成什么是只有被不断解释和不断语境化的。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概念本身表述清楚；而叙事哲学家认为理解一个概念就好比理解一个人，必须把概念置于它的历史背景中。要了解或评价一个人，应该把这个人放在她的成长历史中并结合她的过去来看，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至此，可以明显看出，罗蒂倾向于叙事的哲学而非分析的哲学，倾向于赞同那些具有历史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他认为叙事的方式促使人们放弃那种把对心灵或语言的认识视为一劳永逸的看法。

在演讲接近尾声之时，罗蒂总结到，自17世纪以来，哲学教科书中有一些既成的基本问题，如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康德关于认识的范围和限度的问题，尼采的强力意志，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等。17世纪的身心问题被首次提出时，习以为常的那种自我描述方式被打破了，人们开始认为原先没有被重视的德谟克里特的物质主义的观点是对的。后来的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从文化上造成了近代西方世界的世俗化，与科学界的伽利略提出的世界观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使得有神论的世界观逐渐被放弃了。但是到了18世纪，黑格尔是第一个看到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性的哲学家，他开始试图改变17世纪哲学家所讨论的话题。至19世纪，尼采、杜威等许多哲学家都基本同意“哲学不再是科学的附庸”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哲学应附庸于历史。罗素、弗雷格、卡尔纳普等人认为17世纪讨论的那些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改用了一种新的方式——通过语言来讨论。分析哲学家中另一部分人，如塞拉斯、布莱顿等，对罗素这类分析哲学家的讨论方式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罗蒂表明，自己对于新近分析哲学家的工作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于语言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语言可以作为工具帮助我们认识实在。罗蒂认为，21世纪的分析哲学家很有可能会逐渐认识到，黑格尔对于哲学的看法是对的，即哲学应当是“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而不是以前的分析哲学家所理解的认识实在的本来面目。

罗蒂又补充道，17世纪的哲学家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关研究再也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只有哲学家自己在讨论这类问题，而在哲学界之外没有人对此产生兴趣，没有人做出回应，因此这些问题的讨论到后来自然而然就没有什么用了。罗蒂认为不该去回答哲学家应该去做什么专门工作这类的问题，因为哲学家们的工作已经有些过度专业化了。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想要揭示宇宙万物的联系，但他认为，除了科学没有什么能更深入地说明世间万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在比较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在比较古代和现代的历史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更适合的描述方式，并实现一种“自我改造”。因此，哲学应该把对于世界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追问转向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描述，而关于世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近代物理学已经为古希腊哲学家提供了答案，哲学家不可能比科学家在这方面说明更多的问题。

演讲结束后，现场有听众问到尼采和康德的自我形象在启蒙方面的差别。罗蒂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康德强调所有人共同具有的一种东西——理性，因此，不同人自我启蒙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尼采对康德的批判是，康德用“理性”替换掉基督教中“上帝”的概念从而使基督教的道德理性世俗化了，而“理性”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与“上帝”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一样的。在尼采看来，我们不要“上帝”，也不要“上帝”的替代物，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东西，因此，个体的创造是各不相同的。还有听众追问，叙事的哲学使得哲学和文学失去了界限，这难道不是哲学家的悲哀吗？罗蒂很坦然地进行了回答：柏拉图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将哲学与文学对立起来，而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现在大概一半的分析哲学家都不再相信逻辑形式。罗蒂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是创造自我、改变自我，因此他承认叙事哲学与文学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他并不将此视为一种悲哀。他强调自己不赞同把哲学视为一种科学，并谈到了科学分析与哲学分析的差别：自然科学可以把物体、器官层层分析到最微小的粒子，这一点在科学上是卓有成效的，科学家在如何将物体分成微小粒子这一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但是，哲学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于一个概念进行层层分析，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在哲学分析的过程中哲学家的意见是完全不同的。

亦有听众对罗蒂在演讲时使用“她”来泛指一般的人这一细节进行了提问。罗蒂打趣地说到，使用男性代词的“他”已经有太长的历史了，现在是改变得时候了。罗蒂说，现在美国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是这么用的，大概20多年前就在实践中形成了约定。他解释到，女性主义者的说法是对的——使用“他”来指称一般的人，暗含着女性不被包含在“人”这一概念中。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确实有“女性不是完全的人”的看法，他认为这种传统是很糟糕的，男性与女性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还有听众尖锐地指出，他将语言视为把握世界的唯一方式只是先验地给出了一个假设，而维特根斯坦就曾说过，“语言就像梯子，你爬上楼就要把它扔掉”。罗蒂回答到，这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纠正。西方哲学的传统看法是，语言模糊了我们对于实在的认识，所以要超越语言，柏拉图就认为可以超越语言直接把握非语言性的实在。而罗蒂认为哲学近一百年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分析哲学的出现指出了想要越过语言直达实在的企图是错误的，语言从此得到重视。他还提到，佛教认为可以超越语言直接把握实在，这样一种神秘主义的看法在西方已经走到了尽头。此时，有听众请他谈谈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他讲道，在美国大学中很少讲中国哲学。原因是，西方哲学是在解决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在中国哲学中缺乏这一近代西方哲学产生之时的历史背景，因此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找不到一些共通的东西。他认为，对于美国学生而言，重要的是学习中国的文学或历史，而非学习中国哲学；同样，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历史，而非西方哲学。在哲学家当中通常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要了解一种文化自然要了解哲学，而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中也许是适用的，因为中国哲学确实在中国文化的形成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自己对中国哲学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能妄下定论。最后他明确指出，哲学对了解西方文化可能会有所帮助，但绝非必不可少。